过去对鲁迅和周作人的研究,我们可以看到一种褒鲁贬周的现象,这是一种偶像式的,偶像总是没有缺点的。这样一来,我们在评价的时候,总说周作人不好,忘恩负义,轻信妇人之言,听老婆的话。

有人说,鲁迅在去世之前都还在看周作人的文集,但是周作人对此的回复却很冷淡,并且还高调的批判鲁迅的作品,思想消极,倾向虚无主义。

有人总是关注他们兄弟失和,总是盯着他汉奸的骂名不放,或褒或贬。

鲁迅和周作人

有人又说,这就是汉奸的下场,其实在周作人“落水”之前,周作人一度是文坛主将,名声也并不比鲁迅差,只是他在人生的最后几步没有走好,掉入沟底了。

关于鲁迅和周作人为什么失和,文学研究者有无数种解释,但没有人能说,自己的解释就是对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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鲁迅写了《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》,可能很多人就认为百草园是鲁迅的专利,童年时期,鲁迅、周作人、周建人他们兄弟三人一同在百草园中玩耍,一起摘桑梓,一起抓蚰蛉,再到后来,鲁迅与周作人一起在三味书屋读书,再到日本留学,无论是十字街头还是台门内外,留下的兄弟玩闹的身影,是一段永远无法割裂的骨肉亲情,虽然兄弟二人曾经一度失和,但是到了老年,周作人仍然写了大量有关鲁迅作品研究的资料,弥足珍贵。(虽然后来很多人认为周作人是为了生计撰写关于鲁迅的资料)。

周作人

兄弟二人自日本学成归来,先后进入北京大学执教,“五四”退潮后,《语丝》创立,周作人在上面留下了自己的思想轨迹,充分利用自身丰富的留学经验和较好的日语水平,从日本旧式文学中发现了现代的思想,也从此深深的沉迷于对日本文化的研究,但是正当他在八道湾苦心于日本文学时,日寇的铁蹄正在肆虐,当他从古典美学中清醒过来,拿起现在的报纸,他陷入了古代与近代,文学与现实这样深深地苦恼中,随即,他也改变了自己的做法,开始关注日本的出版物,及时发表自己的看法;批驳谎言,以正视听。

1925年11月,当他看到《顺天日报》上刊载了一篇《赤化的暴动》以后,他随即说道,虽然造谣是日本新闻记者的惯用伎俩,但这次愈令人感到居心叵测了……有些日本浪人与支那通在那里高唱什么日支共存共荣,都是完全欺人之谈。其实周作人作为中国近代文化的先驱,其散发的爱国主义思想与民族精神都可见一斑,但是周作人因为从小收到儒家文化的熏陶,身上奴性思想比较严重,外加上他长期在日本留学,深刻的了解日本的国情,较之中国,他认为中国的抗战是没有赢得希望,还有他夫人的旁敲侧击,周作人后来的叛国投敌也不是没有原因。

周作人的作品

1927年到1937年,这10年中周作人一直在苦雨斋潜心治学,而这一段时间也是周作人一生中最为苦闷,最为难受的岁月,先是自己被疾病所困,后来15岁的女儿去世,这对于周作人来说,无疑是沉重的打击,当他第三次回日本时,好友刘半农又猝然长逝,一位在苦难中可以相互搀扶的故人离去,周作人再也很难闭户读书,悲守穷卢了,但是,命运像是作弄他一样,不久,大哥鲁迅又与世长辞,虽然周作人没有南下去吊唁,,而是接着给学生上课,但是这一次,周作人的课却只上到一半,他就离开了教室,其中的缘故怕要我们自己思考了!

有人说,鲁迅在去世之前都还在看周作人的文集,但是周作人对此的回复却很冷淡,并且还高调的批判鲁迅的作品,思想消极,倾向虚无主义。无疑这一做法引起了公愤,口诛笔伐,不可断之。其实周作人此举,使我又想起了台静农先生作品中的一句话,“妈的,竟有了这样的亲兄弟”,我想此时,这句话是在合适不过了,当鲁迅逝世后,中共上海负责人冯雪峰曾有意接近周作人,劝其南下,但是周作人恪守“君子”之腹,用以来防范鲁迅党徒的“小人”之心,或许这是他自己拒绝了一个历史提供的机会吧。

周作人

兄弟失和本是无可厚非,但是附逆投敌却是难以宽恕,1937年7月29号,北平沦陷,清华、北大纷纷南迁,校长蒋梦麟劝他一起南下,但他却因为生计,因为难以割舍苦雨斋,毅然留下看护校产,但此时,南方有多少人正在为其担心,郭沫若在《国难声中怀知堂》这样说到:“近年来能在文化界树一风格,撑得起来,对于国际友人可以分庭抗礼,替我们民族挣得几分人格的人,没有几个,而我们知堂却是这些人中特出一头地者。”

在这样的文字中,我们可以发现知堂的权威性,在这个时期,中日两国对于周作人都有极大的关注,都希望可以将他拉入自己的阵营,所以会有许多的敌伪政客多次拜访周作人,但是他无一例外的拒绝了,当南方的文友悄悄放下心来,1938年4月9日,周作人却出席了日本组织的“更生中国文化座谈会”,并且日本报纸《大阪每日新闻》还刊载了照片,消息一出,全国哗然,又一阵口诛笔伐,无论是昔日的朋友,还是以前的学生,纷纷把他的行为看为可耻行径,5月14日,《抗战文艺》上发表了一篇由18位知名人士联名写的《给周作人的一封信》,随后又有其他的消息说要把周作人赶出文坛之类的话,并且有人行刺周作人,这也为日本人拉拢周作人提供了机会,不久,周作人正式接受伪职,沦为一个汉奸,其实现在想去,当年周作人参加了“更生中国文化座谈会”或许只是因为他自己对于日本文学的热爱,对于本我文化的痴迷,想借此借鉴一点文化发展的经验罢了,但是没有想到竟然有这么多的人不理解他,甚至要杀他。其实,周作人的落水,不完全是自身的原因,与老舍等人的恐吓,莽撞青年的行刺大抵是分不开的。

及至后来,抗战胜利,周作人被关在老虎桥监狱,被判处死刑,依然有很多的人为他求情,他才免于一死。新中国成立后,有人向毛泽东请示怎么处理周作人,当时,毛泽东只回复了一句话,周作人只是一个文化汉奸而已,没有干过什么坏事,而且现在他是我们中国唯一一个可以研究希腊文化的学者了,让他继续吧……或许这就是知堂老人的与众不同吧!

而今天,我们与其苦苦思考为什么周作人兄弟失和,为什么沦落为汉奸,不如去想一想,为什么在沦为汉奸之后,依然有那么多的人会去保护他,我想,这大概便是文学的力量,便是周作人“人格力量”的体现吧!

最后以周作人一首关于冬天的白话诗结尾,这首诗很有周作人散文的味道,与读者共同分享:

阴沉沉的天气,香粉一般白雪,下的漫天遍地。天安门外白茫茫的马路上,只有两个人在那里扫雪。一面尽扫,一面尽下∶扫净了东边,又下满了西边,扫开了高地,又填平了洼地。全没有车辆踪影粗麻布的外套上,已结积了一层雪,他们两人还只是扫个不歇。雪愈下愈大了;上下左右,都是滚滚的香粉一般白雪。在这中间,仿佛白浪中浮着两个蚂蚁,他们两人还只是扫个不歇。祝福你扫雷的人!我从清早起,在雪地里行走,不得不谢谢你!

部分资料来源:

周作人的两面人生 /江龙国